近年来国学渐渐变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发展到现今，已由过去的“纸上谈兵”变成了实际行动，由单纯的学术研究发展成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挥棒。并且国学院、国学研究所也随之成立，国学成为引领当今文坛的潮流。

　　“国学”一词，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包含儒学、诸子学等思想学说，很长一段时间里，儒学是其主干。国学不是一经创造就凝固不变的，而是蕴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当中被传承，经过不断解释、不断创新而一次次焕发青春。

　　中国国学与西方文化有莫大的联系，中国国学在几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不断地延伸拓展，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国学文化影像。从清朝，或者是从更早的明朝，西方世界已经开始向外扩张，而那时西方文化已经慢慢从神学中解脱出来，更形成为一种向外扩张的趋势，因此在西方世界向外扩张的时候，西方文化也随之向中国发起了冲击，影响了中国好几代人，像早期的“维新运动”、“洋务运动”等，更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代国学大师。而当时的中国文化还简单的停留在八股等禁锢思维的阶段。当然，在那些时代国学也是在慢慢积淀和进行着蠕动式的发展。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熊十力、梁漱溟等国学大师，为如何了解西方文化，如何认识自己，做出了很大很多的贡献和探索延伸。在这些努力之下，使得中国文化没有丧失殆尽，同时证明西方文化也不见得都是真理。国内的第二代儒家，像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他们是有更多的把握，对整个西方精神的了解，对西方的问题思考得也较多。这种发展代表了不同阶段国学大师对中国国学文化的认识。

　　中国国学是在世界哲学或者在中西语境对比下的哲学，要在全球化语境下自我定位，国学的这个定位，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样的种体系中，国学一方面要和汉学交流，一方面要跟西学交流，甚至还跟西方的国学交流。现在全球化语境的重要层面，是一种中西对话。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就像中医和西医的关系,中药是慢慢地调养,而西医却是追求药到病除。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无论从近代的西方文化侵袭还是当代两种文化的不断加深了解和相互交流，都是有助于我们国学文化发展的。

　　对于西方优秀文化，我们应该学习、吸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继承，应该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国学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读经学典”，更重要的是发扬中华民族的智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中国古代的学术源远流长，但是在近代面临着与西方学术共生共荣的问题。因此，国学虽然有时也被国粹主义者所张扬，但是国学的主流人物却始终视国学与西学为相依为命。

　　对于这种“相依为命”，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文化上被西方全面攻占的时代，一个个堡垒陷落，一个个价值倒塌”，“中国处在一个文化寄生虫的地位”，中国成了西方文化的跑马场，总之是“我们已经被全盘西化、被西方全盘攻掠”了。对于这一段话，真可谓“盛世危言”，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被全盘西化”了，那么现在至少在文化上与西方完全一样。而去过那些欧洲国家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所见所闻都是那么地平和、安静、文明，他们普遍的文明程度比我们的好些文明单位还要好。这样看来，西方人在文化传播上是很不厚道的，他们将真理留给了自己，把谬误送给了我们，这就像一位缺少医德的医生，给自己人吃的药是治病的良药，而开给别人的方子则是使他们越吃越坏。

　　但是，西方学界始终注重东方文化，尤其关注中国思想。我们应该观察到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特别是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之后，中国人不应仅接受西方文化，也该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思想内容和她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和感悟传播给西方世界。

　　这样看来，我们对于国学有自己的经验，了解自己，同时还参考西方人的了解，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念，甚至用来发展出自我充实，自我实现，自我改造的道路。这是值得我们提倡的，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发扬的，在对国学的这一点看，我们并非是完全盲目无主张的西体中用，生搬硬套，也不是西方文化的“跑马场”。

　　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逐渐拓深，但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这个认知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经过多年的摸索，经过了复兴文化辩论这一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整合国学的概念与世界地位，在一个中西文化对比的情况之下来讨论，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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